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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是学者钱穆的一百三十年诞辰。作为历史学家，钱穆一生名满天下、著作等身。
其中最为普通人所熟知的著作，自然是成书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这本三十万字的中国通史，除了学术价值之外，更是钱穆当时以文士报国自许、藉以御侮扦寇的文化利器。
如今回望，无论钱穆还是《国史大纲》，都仍然应该怀有必要的“温情与敬意”。
1940年6月，钱挚之子、科学家钱伟长（右一）出国前和其四叔钱穆（前中）留影 图据：视觉中国
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名师相助。
钱穆十二岁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历史、地理老师是时年25岁的吕思勉，也是后来与陈垣、陈寅恪和钱穆并称“民国史学四大家”的顶级历史学家。吕思勉出四道题目总计一百分的试卷，钱穆直到交卷写满卷纸却只答了其中一道，而吕思勉对此大为欣赏。钱穆只答了四分之一的试题，却得到了四分之三的分数。
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钱穆就读的南京钟英中学因时局动荡宣布解散，钱穆也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书，所以中学肄业成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学历。由于家贫无依、升学无路，18岁的钱穆前往家附近的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活。1922年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又开始了八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十余年里钱穆自学不辍，无有停止。1930年他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其考证功力深得历史学家顾颉刚激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经过顾颉刚多次推荐，钱穆得以北上，登上燕京大学的讲台，很快又任教北大历史系并在清华和北师大兼课。
西南联大原教室 图据视觉中国
叁
做学问，耐得住寂寞是基本要求。1939年寒假，陈寅恪与汤用彤来看望钱穆，在此借住一宿。陈寅恪感叹道：“如此寂静之境，实在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而，假如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能让如陈寅恪者发此感慨，可以想见当时钱穆的与世隔绝是何等程度。
除早晚散步外，钱穆白天写《国史大纲》，入夜则读《清史稿》，一心沉浸在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十三个月，1939年6月，《国史大纲》完稿。为了说明写作该书的主旨，钱穆又撰一篇两万字的《引论》见报，引来巨大反响。钱穆在文中强调：
“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而通史课上的讲稿，也因此就换成了《国史大纲》。当年在西南联大听钱穆讲课的何兆武后来回忆道：“据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象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
但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文中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和宣传革新派三派，并对三派的治史理论一一作了审视和批判。
实质上虽然只是他的一己之见，却也实实在在把近代以来几乎各派的史学家都得罪到了。钱穆所言的“温情与敬意”，在更加崇尚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冷静、有一分材料下一分结论的史学家看来，也是先入为主、将民族情绪与学术研究过分关联的托词。
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在抗战胜利之后，几乎所有的联大教授都接到了返回北平后的聘书，但钱穆却没有。失望而愤懑的钱穆之后几年中辗转无锡、昆明、广州等地，直到前往台湾和香港，终生未返大陆。
肆
客观而言，钱穆治学长短互见。
长处是他博闻强记、精熟史料，往往能于常见材料中另辟蹊径、独倡新说；短处是限于生平环境和自学经历，虽然没有学院派史学家的条条框框，但也没有接近出土文物和负笈海外的机会，导致研究始终只能始于本国书本而终于本国书本。而其短处，恰恰又是造就他长处的原因之一。
时过境迁，钱穆当年许多为人称道的论点，也被证明为大可商榷。但瑕不掩瑜，钱穆著作如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国史大纲》也仍然是中国史学界罕有的通史杰作，“温情与敬意”也未必只适合抗战年代。钱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对他也仍然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
而钱穆当年的五万本书漂流星散。年过六旬的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如今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时，曾为研究所购得《资治通鉴》一部，发现赫然竟是兄长钱挚生前的读本、他从江苏带到北平去的。
五万册书，仅有这一部重回钱穆之手。
文化传承，多有飘散，然而爝火微光，历世不绝。
【编辑：徐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