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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寻迹上海”报道组多路并进，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第三路报道，我们将镜头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站在宜昌三峡游轮的甲板上，广播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岸边那片绿树掩映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
大撤退纪念园当中，15米巨舰造型的雕塑上，红色花岗岩浅浮雕再现当时装卸工日夜搬运上船、纤夫拉船抢过险滩等恢宏的历史场面，铁锚与巨型“1938 10 11”这个大撤退的起运日期，交叠成时空密码，镌刻宜昌的抗战记忆。
我们查阅史料，看到一组数字：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将150余家企业的机器设备拆卸迁走，超过2500名工人与1.6万吨的机器设备撤退至大后方，但到达武汉的，只有121家民营工厂、总计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其余的尽在途中折损。
我们此行，正是为了追寻起于1937年的那场决定国运的工业大迁徙，并试图理解：当机器被迫离开海岸线，深入群山腹地轰鸣时，它究竟为这个民族刻下了什么？
“让机器去大后方轰鸣”
1937年的中国工业地图，是一张让战略家心惊的图纸。新式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一旦沿海地区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核心，工厂数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七七事变后，担心日军将在战争中大肆毁灭中国工厂，众多上海企业家决心内迁。7月底，上海机器五金制造工业同业工会偕同冶炼、电机等行业共同召开执委会动员内迁。会上，上海实业家颜耀秋慷慨发言，“这次事变不是局部性的，如不内迁，势必沦入敌手，间接资敌，纵有任何困难，也是想办法搬进去。”
炮火后的上海。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8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方案”，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拨款56万元，补助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经费，成立“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
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日军飞机开始大肆轰炸上海市区。内迁工厂的老板与工人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拆装、搬运机器设备。1937年夏末的黄浦江畔，各家工厂的设备和物资，连同职员、家属及技工，顶着敌人的炮火，驶离苏州河，开始了艰险的内迁征途。
上海迁拆的工厂除一部分北上西安，南下长沙、广西、云南外，大部分西去武汉，再经宜昌，达到重庆。
宜昌，这个长江的咽喉，成为大迁徙的关键节点。当我们回溯1938年秋那段历史，眼前仿佛重现了当年的景象：
在武汉沦陷前，从宜昌一马路到下铁路坝一带，宜昌数公里长的江滩上，被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在长江上空盘旋的敌机，已开始对宜昌展开疯狂的轰炸。
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蜂拥而来的难民潮，把宜昌城撑得爆满，尚有3万余待运人员、9万吨待运器材拥塞宜昌，全国兵工业、航空业、轻工业的精华滞留在这里。
宜昌城内人心浮动，运输秩序混乱，临危受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每天都会收到上百条恳请获得船票继续西迁的“条子”。
即使运输任务繁重，抢运的次序并不混乱，卢作孚指挥船队运出的第一排序，是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难童，再是涉及军工的机器设备，再是保障民生供给的物资。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这场抢运中，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在日机轰炸中穿梭，将10万吨物资仅用40天时间就运抵重庆。与欧洲敦刻尔克撤退不同，宜昌大撤退不仅保存了人员，更护送着国家工业、文教命脉突破封锁。
当时内迁的400多家企业，迁入四川的有245家，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成为了西南和西北的工业根基，尤其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综合工业得以培育，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事后，卢作孚回忆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当我们寻访到大撤退发生地宜昌时发现，这场大撤退从1937年便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宜昌失守。三年中，日寇疯狂阻截，轰炸码头货栈，空袭船舶民众，导致伤亡惨烈。
在宜昌大撤退纪念园雕塑的侧面，刻上了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中牺牲的116名员工名单，“除了民生公司的正式职工外，当时还临时雇佣了许多船夫、纤夫，因敌军无休止的轰炸牺牲的人数，远比有记载的多得多。”宜昌市档案馆调研员程锡勇说。
大撤退时的宜昌，既是抗战的后方，又是抗战的前沿。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一些外地救亡组织、著名爱国人士、各界名流以及援华的外国文艺团体，也纷纷西撤来宜昌。
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各地抗战宣传团体，相继来宜昌参加宣传演出，更加壮大了宜昌宣传抗战的声势。上海影人剧团、抗敌宣传四队、际社旅行话剧团、怒潮剧团、七七少年剧团、江苏剧团、上海剧人协会、抗宣汉剧一队、抗宣楚剧一队还有朝鲜义勇队流动宣传队，先后在宜昌上演了《过关》《青纱帐里》《飞将军》《八百壮士》《血洒晴空》《战工队》《一片爱国心》等剧目。
一位宜昌市民在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内阅读纪念碑上的铭文。
工业内迁的精神遗产与当代启示
我们在1943年的《大公报》读到一段对宜昌大撤退的描述，“这不是简单的工厂搬家，而是用工业实力宣告‘持久战’的决心。”
工厂内迁不仅是物理上的搬迁，更是中国军民以工业力量支撑抗战决心的体现，其战略意义远超经济范畴。机器响处，便是民族复兴的信号。
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上海工厂及人员在战火绵延的内迁途中。
上海民营工厂内迁运动，在全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救国的巨浪下滚动起来，发展壮大，冲出了一片壮观的新工业区。它们带动了整个沿海地区民营工厂的内迁运动，为战时的后方经济贡献出自己的资力、物力和艰苦的努力。
虽然内迁的上海民营工厂只占上海民营工厂总数的11%，却为西部落后地区带去了上百个工厂、几万吨机器、成百上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西南大后方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为战后国家建设埋下伏笔。
在追寻这段历史时，一个名字反复出现——沈鸿。这位原本在上海经营锁厂的小老板，带着10台机床和工人，在武汉困守后做出了一个前瞻而小众的选择：奔赴延安。他在陕甘宁边区被毛泽东誉为“工业之父”，他带去的机器和培养的人才，成为边区工业的基石。
延安时期的茶坊工厂。海宁档案馆供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工厂内迁正是这种动员的工业表达，它不是政府的单向指令，而是实业家、工人、船工用血肉之躯共同完成的救国行动。
70余年后回望，工业内迁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启示越发清晰。
今日，中国推动的“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本质上是对工业布局需兼顾效率与安全的历史呼应。抗战时期从武汉迁至宝鸡的申新纱厂旧址的解说词上写道：“从‘实业救国’到‘科技强国’，中国人对产业安全的思考，从未停止。”
上世纪90年代，沈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依旧在思索中国工业的未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工业实力雄厚了不少，不需要像抗战时期那样，无论需要什么都得自力更生从头造起。我们现在也不缺好的工业设计和图纸，但是还缺少能把这些工业设计很好付诸实践的专业化工人。”他希望国家的职业教育能够真正发展起来，输送更多大国工匠，这样中国工业的“金字塔底”才能更加坚实稳固。
当夕阳掠过重庆钢铁厂的旧烟囱，那些在硝烟中西迁的机床早已化作历史的丰碑。它们讲述的不仅是一段工业迁移史，更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关头的生存智慧。
【编辑：林建平】